我的入警故事|角色的转换

编者按：南宁监狱开展“说出我的入党入警故事”征文活动。今天给大家带来南宁监狱十二监区覃荣忠，那别样的从警经历和感受。

回首过往，我的入警之路确实有点偶然性，可以说是有点意想不到吧。最终能成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纯粹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惊喜和收获！

人们常说：人与人的相遇、相处要讲缘分。这是有道理的。就比如我吧，刚从师范院校毕业便分配到了一个与警察结缘的工作单位——罗城矿务局中学。这是一所监狱子弟学校，其办学初衷是解决监狱人民警察（刚开始称为矿工）子弟集中上学难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监狱子弟学校略比地方社会学校条件好，能享受警察的基本工资待遇，可以说是每个师范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

记得当年县人事局通知我去罗城矿务局报到时，我还不敢相信呢，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来敲门，好运砸脑门！人生能遇到一次足矣。此事后来跟大学同学聊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说我这人是傻人有傻福啊！我笑而不答，心里是满满的幸福。然后他们便是啧啧羡慕不已。因为还在大学念书时，大家就常常谈论和设想今后的“教师前途”，能做到“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就是最理想最美好的愿景了。

而我有幸踏进“特殊园丁”的行列，说巧合也算是一种巧合，说缘分也算是一种缘分吧。真可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93年7月，大学毕业后去学校报到，校长看着监狱组织部门开具的入职凭证，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警察，在编，但不发警察服装。听校长这么一讲，我心里很激动，想象着自己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师又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当时还分不清警察的种类），多好啊，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自小我就很仰慕于警察的威严与正义，警察在我心目中就是惩恶扬善的化身。特别是八十年代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更加深了我的警察情结。

往往，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而且又常常爱同理想开着玩笑。在子弟学校任教几年后，“警察”的强烈意识被现实冲淡了，总感觉这里的老师就是一个另类，头顶警察光环，自个好像压根就与警察不沾边。原本跟机关科室一道享受的警察待遇渐渐边缘化，比如警察服装费，我记得只发放了一次（第一年），往后就不了了之了。这儿的“警察”仿佛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看起来赏心悦目，一碰即破。

说心里话，在监狱子弟学校的几年里，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外“警察”。

2001年调到监部机关科室后，已然有些淡忘且模糊的警察身份意识又逐渐被激活了，感觉就像一张被遗忘的银行信用卡，发现又可以刷卡消费或者透支了。

我先是借调宣传教育科半年多，“三定”时正式调到教育改造科。在监部机关科室，下基层进监区监管区的机会很多，每天一次是正常现象。在宣传教育科期间，我主要是做宣传报道员，随同监狱领导到基层单位调研、指导和检查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当“记者”做报道，要求当日傍晚或者第二天早上监狱广播时段，必须播出相关新闻消息，使广播天天有“声音”。有时还得连夜加班加点赶写新闻稿，否则就变成旧闻了。虽然很忙碌也很累人，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警察身份也释然了。

到了教育改造科，自己就感觉更加像一个警察了。在那里，我主要负责狱内宣传。每当身着威严的警服在小报组安排指导犯人编辑狱内小报《复苏》报时，看着犯人面对自己，不，应该是面对我身上的警服，毕恭毕敬地叫“警官好”那种敬畏的模样，我心里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我心里明白这是“警察”给予的荣光！

2003年调到南宁后，“警察”两字已深入我的血脉中，她已经不单单代表着荣耀与光鲜，更代表着付出与责任。“繁华落尽见真淳”，荣耀的背后是付出的汗水和肩负的责任。

在当初武警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护卫队的男警察就必须顶上，握着钢枪轮流在岗楼站岗值班，确保监狱围墙内外的绝对安全；当遇着犯人突发疾病时，我们科室的值班警察与监区警察团结协作，全力抢救，并参与24小时医院值守任务。

特别让我难忘又收获颇多的是两次在监区工作的那几年，始终接触和管理的都是“两头”犯人：入监犯和严管犯。前者“无知”屡屡犯错，后者“明知”故意犯错。经过几番见招拆招、斗智斗勇或折腾后，让我更加深切体会到作为一名称职的监狱人民警察的不易和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千帆过尽终不悔，万水无缘始得真。”我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从警之路依然继续，无论悲喜、无论苦乐、无论成败，回头看不后悔，向前走不迟疑！

就像《监狱警官之歌》唱的那样：“在高山，在平原，一个个监区一座座校园。我们虽然穿着威严的警服，但有着严父慈母般的情怀。……我们是光荣的监狱警官，满腔热血为祖国保平安。我们愿做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

感怀岁月，从入警前对人民警察的崇敬到从警后对监狱工作的热爱，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最初选择。